近日，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，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，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，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。
抬高农民工的准入门槛，曾经有所谓的“素质”说，现在又冒出了“学历”说。但不管用什么样的辞藻和概念来装饰，其骨子里还是对农民的根深蒂固的歧视，是“二元社会”意识的自然流露。眼看着“素质”不高、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如今进城了，一些城里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失去了基础，于是，经常不经意间就说出一些没“素质”、既不合法也不合情理的话来。
以学历的门槛来限制农民工进城，是对农民工的公民权利的侵害。法律保障了公民的迁徙和工作权利，作为公民的农民工有权进入城市工作并在那里住下来，任何地方、任何人，无论以什么理由，都无权剥夺农民工的这一基本权利。何况农民工进城洒下的是一路汗水，得到的是微薄的工资，创造的是城市的日新月异，奉献的是经济的高速成长。对于农民工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贡献，怎么评价都不为过。如今，城市发展了，产业要转移了，就不欢迎低学历的农民工了？就不需要农民工来流汗了？这显然不是一个大都市所应有的品格。
一个城市的大与小，在于其面积、人口、经济规模，更在于其文化包容力与融合力，在于其胸襟、气度和品格，如果说农村是城市的母体，那农民就是市民的娘家人，一个城市如果歧视养育他成长的母体，鄙夷自己的“穷亲戚”，甚至拒绝帮自己干了多年活的乡下亲戚进门，那这个城市即使物质再发达，也失品失格了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城市之大，大在多样，大在能容。
当然，以城市品格和道德诉求来指责他们，也许有点缘木求鱼。但仅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，以学历来抬高农民工准入门槛，也毫无意义。农民工到不到一个城市，严格意义上是一种经济行为，农民工到这个城市不是来串门的，不是来旅游的，他们是来找工作、求生存的，如果这个地方有工作可做、有钱好挣，即使你设置种种壁垒，农民工还是会像潮涌一样涌向这里。相反，如果这个地方没工作可做，农民工也不会来的。一个地方的产业转移、“腾笼换鸟”，有其自身规律，如果一地产业转移了，劳动密集型产业让位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了，那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自然在此地难找工作，一个不好找工作的地方，对农民工也就失去了吸引力；如果你这个地方搞的就是劳动密集型经济，没有那些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肯出力流汗的农民工，你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还能维持吗？如果你说，我是搞劳动密集型经济起家的，现在想产业转型，那也无可厚非，那就让市场说话，不是我不欢迎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，而是他们干不了你的工作。一份工作摆在这里，能者进，不能者退，这就是市场选择，而不是用行政的手段，以行政的门槛来搞什么准入。
苛求农民工的学历，怎么看起来都是在进行地方保护。提出设置学历门槛的建议虽然以产业转移的大道理来包装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道出了本意，就是要保护本地户籍人口的就业。不知道这一学历准入对本地户籍人口是否有效？从有关报道来看，建议只是针对外地农民工的。这样的地方保护，看似保护了地方，其实是损害了地方。如果大家都这样，你限制我，我限制你，那还有什么全国统一的资源、劳动力和产品市场？还有什么产业转移和分工？
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，是产业发展的要求，也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需要。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是有待提高，但这不能成为城市拒绝农民工的理由，更不能成为限制他们的门槛和壁垒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、破除二元社会结构的大趋势下，城市要张开臂膀接纳农民工、帮助农民工、包容农民工，千方百计地为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做实事，这不仅有利于农民工，也是城市的一次精神升华和品格淬炼。
